我出生於農村,在兒時的世界中,“去城裡”是再興奮不過的記憶。進城購物要經過縣禮堂,如今再回家鄉,覺得那裡怎麼如此破敗,一點不似兒時印象中威嚴肅穆。
  為什麼說威嚴肅穆呢?因為有幾年,縣裡的“公審大會”會定期在那裡舉行,也就是拉著一卡車的“罪犯”,每個人五花大綁,剃著光頭,胸口還會掛一個大牌子,用潦草的毛筆寫著所犯的罪行。
  如果運氣夠好的話——在小孩子的世界觀里,熱鬧總是好的——還有受害者家屬拎著菜葉子雞蛋什麼的擠在人群中,待旁邊的判官朗讀完某某罪犯的判決後,伴著撕心裂肺的哭喊,甩著胳膊往卡車的方向扔。但因為中間隔著縣禮堂的鐵柵欄,距離也很遠,所以大約都是扔不到的。圍觀群眾,如我的母親,通常會說上幾句寬慰的話,或是憤憤地罵“這群天殺的王八蛋,不得好死的東西。”
  所以在那時候我的腦海中,鐵柵欄那頭卡車上連頭都抬不起來的“罪犯”,都是十足的大壞蛋,都該被拉到一個大人們說的神秘的地方一槍斃了。
  現在回想起來,發現那幾年正值“嚴打”時期。
  配角的命運
  等長大一些,明白了“人權”、“尊嚴”、“法治”這些以前絕對不會去想的概念,才覺出兒時那被鐵柵欄分隔開的世界,也許並沒有當時的我所想的那麼非黑即白。
  呼格吉勒圖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柵欄另一側的人被一槍斃了,而隨著案子的走向與轉折(案件進入再審程序),活著的人跟著備受煎熬,甚至搭上一整個從案發伊始就徹底被改寫的人生。
  閆峰的故事就是這樣的,嚴格的說,他只是呼格吉勒圖案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,18年前,作為該案唯一的在場者,他對警察說“呼格吉勒圖是好人”,警察不信。之後,他對身邊的人說“報紙上說的都是假的,騙人的”,身邊的人不信。再之後,他看報紙上說呼格吉勒圖指甲縫裡有死者的皮屑,血型也與死者的吻合,於是他去修正自己的記憶,覺得“可能就是他吧”。直到9年後趙志紅落網,在人群中夾起尾巴做人的閆峰又篤定,他的記憶是對的:呼格吉勒圖不是流氓、殺人犯,而他當然也不是殺人犯、流氓的朋友。
  而對於一個城市底層青年來講,十八九歲正是決定命運的年紀。對如今37歲、沒有穩定工作、沒有家庭、沒有新朋友的閆峰來說,18年前的呼格吉勒圖案,就是他人生裡面那隻蝴蝶翅膀,稍動一下,之後的一切都不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。
  難以修複的破壞力
  採訪過程不是特別順利,因為我能感覺他對自己的刻意封閉,他說自己的圈子都是兒時玩伴,很難結識新的什麼朋友,因為這讓他覺得安全。整個採訪過程,這句話讓我最難過,案發之後的幾年,閆峰一直被身邊的人指指點點,覺得他“同樣不是什麼好人”,甚至處處遭遇提防。
  18年前那起62天就匆匆了結的命案,讓呼格吉勒圖失去了他年輕的生命,也奪去了閆峰這個旁觀者理直氣壯地活著的資格。
  最近再重去回想兒時公審大會的場景,想著當年呼格吉勒圖或許正是萬千掛著“罪犯”牌子的一員,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人群分隔開,好的在柵欄一側,壞的在柵欄另一側。這股神秘力量不在日光之下,不為普通人所監督,想想便不寒而慄。
  所幸人說,18年一個輪迴。假設真如此,靈魂也該有新的路途了。只是對於活著的人,日子就這樣,好比一盆開水潑進人生裡面,過了幾年說有可能潑錯了,但是如今再給你美酒或清泉,皮開肉綻的肌體是怎麼也回不去了。
  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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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編輯:陳思  (原標題:【手記】被“呼格案”扭曲命運的配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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